那是一条绳子一样的小路，多少年来，一头连着故乡那座高高的山岗，一头牵着我的心房。那小路的尽头，曾经有我儿时的渴望。
那是一条整个村庄抬眼就能望见的小路。春天，我站在家门口就常常可望见母亲那瘦小的身躯，佝偻着腰，背着一袋农家肥，艰难地向山梁挪动。有时候大概是累得实在不行，就坐下来喘口气儿。
那时候我们整日在田里劳作，可打下的粮食还是不够吃。到秋天了，“够不够，三百六”，生产队分的那是三百六十斤是毛粮，一天平均一斤毛粮，怎么能填饱肚子呢，何况还要下地劳动。青黄不接时的瓜菜代，那是每年都有的事。
那些天，母亲和父亲总是早出晚归。后来在似睡非睡时，我听父亲母亲叨咕着，他们在那座山梁上开了两块小片荒。而且盘算着秋天能收多少斤粮食，并说，明年咱们的孩子可以不挨饿了。那年夏秋交替的时节，每逢碰到揭不开锅的日子，母亲就会从那条小路的尽头，掰回十棒八棒青苞米，刨回半筐地瓜来。
这些年听到有人说什么东西不好吃，年纪长些的人会愤愤地说：“那是没饿着！”是的，当饥饿向你袭来，任何人都会熬不住的，吃糠、吃野菜、扒树皮、挖老鼠洞，只要能果腹，谁也顾不了什么颜面。
母亲的节俭在四邻八舍是有名的。看到拉粮食走过的大车掉下几行大豆或玉米，便赶紧蹲在路上拾起来。秋天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去撸些稗子，晒上几天太阳便贮藏起来，截长补短地和粮食掺在一起磨面做饼子。冬季里，母亲会到生产队的场院里，翻开纷乱的稻草堆，那里会有一些漏下的稻粒，母亲或从泥土里，或从冰层里刨出来。待融化开，到冰冷的河水里淘洗干净。从日出忙活到日落，终会淘到三五斤稻子。这个场院完了又转战到那个场院，有时候还会踏过结冰的苇沙河到别村的场院去。半冬下来，也会攒到百八十斤。磨出米来，做好大米饭，母亲看到我吃得那个香劲儿，欢喜会从内心溢到脸上。
读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冬季取暖烧炉子。同学们常常从家里偷棒苞米，课间或中午在炉子上炒苞米粒。有时一个同学炒，炉子边挤着几个脑袋，一个苞米粒崩到了地上，大家也不放过，找到了吹一吹，赶忙塞进嘴里。现在还觉得，炒苞米粒水分大，又软又香。
小学毕业后，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每年秋天，生产队的活总也干不完。有些活儿总是拖到落了雪。往往是落了雪，社员们才开始下苞米攒子。越是下得晩，苞米损失的越多，有的苞米攒子甚至有二分之一都被老鼠盗到了洞里。社员们干活时带把铁锹，遇到老鼠洞就挖下去，有时候找到了老鼠的粮仓会收获几十斤玉米。这些玉米，到河里洗净，晒干后上磨，用来充饥。
在生产队劳动，那才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收了工，又累又饿走路都变了形，好歹到了家，常常是母亲也刚刚从地里回来，灶膛里还没有点火。饿极了，就到园子里的黄瓜地里找黄瓜。见到茄子，摘两个囫囵吞到肚子里。回到屋里，倒在炕上便呼呼大睡，喊也喊不醒。
我想，饥饿的疤痕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，这辈子永远也愈合不了。
